在我国传统观念中，赡养老人、抚育幼儿是每个家庭责无旁贷的义务。而随着我国传统的复合大家庭转型为核心小家庭，当两个中年人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抚育幼儿时，不但会感觉力不从心，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一老一小”的照顾上，政府、社会、家庭应该分别承担怎样的角色？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在他看来，在“一老一小”问题上，要做到“补社会化”，把家庭现有的一些劳动变为社会化的劳动。
记者：中国的家庭从传统的复合大家庭转型到如今的小家庭，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衍生出了哪些问题？
景军：近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变化很快，正在从多子家庭走向少子家庭，还有一些不婚家庭和无子家庭，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社会趋势。
家庭结构的变化衍生出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老年人的照顾问题。以前，家庭内部几个子女可以轮流照顾老人；而现在，照顾者的数量相对少，而被照顾者的数量相对多，这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1981年到1985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现在大概六七十岁，在未来20年，一个家庭的小两口要抚养四个老人，还要养育自己的儿女，负担可想而知。
记者：对于少子家庭的照顾问题，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景军：民众通常习惯性地把家庭看成一个提供社会福利的基本单位，对于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我比较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应该让社会化去补家庭化。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未来20年内，快速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步一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逐步承担起以往家庭承担的一些任务。
7月20日，在汉寿县龙阳街道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医生（左）为老人测量血压。近年来，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按照“五室一场”（配餐室、休息室、娱乐室、医务室、阅览室、室外活动中心）的标准建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满足老年人文娱休闲、就餐、日间短暂休息等需求。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记者：您认为“补社会化”对家庭和社会有着怎样的意义？
景军：“补社会化”的目的是扩大家庭服务的社会化，把家庭里的一些劳动变为社会的劳动。在“一老一小”的照顾问题上，如果能够加强社会化服务，显而易见的是可以解放家里的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因为女性现阶段依然是家庭照顾的主力军。
现在有些年轻妈妈，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选择离职，而当孩子3岁上了幼儿园后，这些妈妈很可能因为两三年的职场缺失，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者失去晋升的机会。同时，家庭里的老年人也有很多是女性在照顾，她们很可能为此离职、提前退休或者只能选择相对清闲些的工作岗位。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
与此同时，家庭照顾社会化也有社会意义，因为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在后疫情时代，就业机会有所减少，如果养老院里增加照顾老人的护理岗位，可以发展壮大护理人员队伍，增加就业机会。
总之，家庭照顾社会化会解放劳动力，促进社会公平，增加就业机会。
记者：您提到“要创造一个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保障的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具体应该是怎样的？目前有哪些可推广的模式？
景军：我国目前的平均寿命超过78岁，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老人的平均寿命会更高一些。在小区里，经常会看到60多岁的老人在照顾自己80多岁的父母。
从现在开始，养老的社会化问题面临极大挑战。目前，我国对于养老的普遍做法是开办养老院，而问题是，大部分养老院只收健康的老人，不收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
其实，失能老人才是养老问题的重点，是最需要提到日程上的养老问题。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有4000多万，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应该鼓励养老院把业务重点放在失能老人的服务上，以缓解家庭的照顾负担。
最终，我们要创造一个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保障的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要一层一层地做起来，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最核心、最难的点。在养老问题上，最核心的问题是失能老人的照顾，在制度化建设之前一定要先把最难的问题摆出来，解决好。
在养老问题上，有些地方模式值得学习。比如以食堂为载体的老年活动室的建立。
在家庭劳动里，老人的吃饭是个大问题。我们走访发现，有的城市在街道建立了老年食堂，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并不断扩大老年食堂的社会功能，老人可以在食堂里下棋、打牌、画画、聊天等。
6月21日，老人们在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桂溪社区的一家老年食堂排队取餐。2019年以来，福建省福州市引入多元投入机制，在各街道、社区持续推进“老年食堂+学堂”建设，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暖心助餐服务和居家养老相关知识讲座。目前，福州市已建成老年人助餐点180余处，餐位总数达7400多个。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江苏省有个村子也有类似的做法。村里组织几个中年妇女，为村里的老人一天做一次午餐，老人象征性地出一些钱。午餐的意义有两个，一是保证老人的营养，二是可以把食堂变成活动中心，保证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像这种社区或村子里的老年食堂，操作起来不难，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可以建立起来。此时，政府部门也可有所作为，并不是硬性地要求各地一定要效仿，而是对做得好的地方给予表彰、鼓励，甚至补贴。
记者：在三孩时代，“养儿难”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之一。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解决0~3岁托幼问题，您认为有什么好办法？
景军：近年来，我国整体生育率下降，这跟育儿负担重有很大关系。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很多单位里设有托儿所、幼儿园，单位承担了很大部分的育儿责任。而现在的育儿，主要靠妈妈或者老一辈帮忙，这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和压力。目前，我国有些城市开始试点0~3岁托幼，但还没有完全普及。
我认为，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应该把托幼问题搞起来，比如中央直属单位、国企或者比较富裕的私企等，要把托幼变成一种职工福利，让工会发挥其社会服务的功能。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在社区搞起了商业化的托儿所，虽然可以减轻家庭里的劳动负担，但因为托育费用很高，又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不太可取。
5月30日，在山东省实验幼儿园，孩子们在手绘《西游记》图画。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记者：在养娃和养老问题上，您认为政府和社会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景军：现在的家庭和20年后面对的家庭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政府的政策设计要有前瞻性，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家庭已经逐步走向少子化的结构，要把未来的可能性充分考虑到，有针对性地调整我国的家庭、社会政策。
而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其他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比如志愿者组织。
我们调研过扬州一个老工厂区，这里由志愿者建立了一个劳动时间兑换的银行。比如我今年65岁，我通过为一个95岁老人服务，帮他交水费、修电灯、打饭等，积攒我的劳动时间。等我到了需要照顾的时候，就用我积攒的这些劳动时间去银行兑换服务。这种通过民间力量组织起来的互助行为，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总结起来，一个是政府的政策设计要符合国情，有前瞻性；另一个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力量。
来源/中国妇女报（ID：fnb198410）
作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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