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郭沫若是最支持国家主动发掘明神宗万历帝陵墓的学者。
虽然目前有一种说法是主张发掘明神宗定陵的是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郭沫若只是支持吴晗发掘定陵的几个人之一。
这种说法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支持吴晗发掘定陵的领导里，只有郭沫若具有学术背景，只有他深知发掘定陵意味着什么。
而且正因为郭沫若的学术背景，那么他的支持毫无疑问在“发掘定陵”博弈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换言之，如果郭沫若不支持发掘定陵，那么单凭吴晗一个人的力量未必能推动有关部门下定发掘定陵的决心。
所以，郭若沫虽然不是挖掘定陵的发起人，但是他确实在国家发掘定陵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支持发掘定陵呢？
郭沫若当然知道当时考古技术手段还很落后，还不能很好的保存文物。
但是，郭沫若更希望能从定陵中发掘出一些未曾出现过的材料以及档案。
这和当时新旧历史学交锋有直接关系的。
其实说新旧历史观不算正确。
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学的冲突。
郭沫若亲临定陵挖掘现场
相比以陈寅恪等历史学家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学，唯物主义历史学更注重揭示事物的普遍规律，难免会出现“重史观不重史料”的情况。
而这一点也是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学家经常批评唯物主义历史学的重要一环。
作为唯物主义历史学的领军人物，郭沫若一方面要为新历史学张目，批评传统历史学过分重视史料，把“史学即是史料学”奉为金科玉律错误观点；
但是另一方面，郭沫若作为受传统国学教育至深的学者，他内心深处依然是渴望在“史料”占有上彻底压倒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学家。
说到底，郭沫若还是想堂堂正正“击败”陈寅恪，还有比在陈寅恪等传统历史学家最擅长的“史料”领域击败陈寅恪更堂皇的胜利吗？
这一点，郭沫若自己不讳言。
定陵出土文物
在定陵开始发掘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给郭沫若去信，请他谈谈“厚今薄古”问题，他写了回信，发表在6月10日《光明日报》和第7期《考古通讯》上。
文中说道：“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
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
郭沫若还主张“历史的范围很广，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必要的是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等是必须尽力地艰苦工作，丝毫也不能偷巧。
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有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在这儿最要实事求是，就是要老老实实地下苦工。”
他还说：“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
因而，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其实，从郭沫若在定陵发掘前后的公开发言看，他当然是很愿意在定陵能发掘出一些从没有现世的文献资料的。
因为这样就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综上所述，尽管郭沫若不是挖掘定陵的发起人，但是他绝对是在发掘定陵决策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那一个人；因此，说他力主有关方面发掘定陵也不算错。